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可是，对自己的历史却稀里糊涂，乃至连中国历史朝代年表都背不完整。

其实，西方“历史”在近代历史上屡屡发生“川剧大变脸”。

刘家和先生在拱书玉所著《西亚考古学》一书的《序》中指出：

“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

《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于1924 - 1939年出版，共12卷；第二版于1970年开始着手编写，至2006年全部完成。第一版中每卷的文字、地图、插图、数目，完全被重新改编， 某些卷不得不扩大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册，最后形成第二版的14卷19册，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的篇幅更是成倍增加，还将第一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

可见，直到2006年，西方古代历史还没有定型（之后还有第三版），还在飘忽不定。

其实，在《剑桥古代史》之前，大约在18世纪前后，还有一次更大的变脸，可谓沧桑巨变：基督教历史写作变脸为世俗化历史写作。这一历史背景是：残酷的宗教战争结束，以及“中西礼仪之争”、“中国风”使得中国世俗主义思想西传欧洲。

根据对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文件的研究表明：

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用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长期沿用且不可替代的官方术语“基督教世界”，开始被术语“欧洲”所替代。这说明世俗化的古典希腊阔步向前（详见下文）。到1714年，术语“基督教共和”完成了在官方文件——乌德勒支和约上的最后一次谢幕。从此，这一术语在官方文件上彻底消失。这表明，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p28-29）。

1681年，博絮埃作为基督教历史写作的集大成者完成《论世界历史》之后，西方就没有写过类似通史，博絮埃的这套历史体系是以基督教罗马为核心逻辑的基督教圣经历史写作，没有古典希腊。

从1670年代起，西方开始酝酿希腊古代历史，以下列事件为开端：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的一座无名破庙（后被奥斯曼土耳其改称为“米纳瓦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花城出版社，刘瑞洪译，p192-204、267、2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对希腊古代历史的理解为基督教早中期的希腊、基督教之前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至于古典希腊，则是1670年之后建构出来的，此前是不存在的。

以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为开端，反基督教主义和世俗化历史写作崛起，取代基督教（宗教版）历史写作，西方开始重写其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罗马”的载体已经不再能承受，于是，世俗版的古希腊应运而生，直到19世纪，西方才再次出现这种通论性的历史写作，此时的历史体系已经变成了古希腊罗马为双核心逻辑的世俗化历史体系，而古希腊的年代被置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并略有超前的时期，然后再以轴心时代冠之。

虽然古希腊是世俗化的，但是，其源头却是以反基督教为基础，古希腊的核心载体雅典在《圣经新约》中就是以反基督教的面目出现的，也因此被西方某些个人“遴选”出来写作，并不断层累而建构出来的。

那为什么以希腊半岛作为古希腊的载体呢？因为罗马帝国又被拉丁人称为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已经严重伊斯兰化，东部亚洲地区的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希腊基督教徒相对自由，赢得西欧共鸣，所以，选择欧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66页写道：

“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宗教版的“上帝之城”——基督教历史被世俗版的“上帝之城”——古典希腊历史取而代之。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从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西方的“历史”不是历史，是伪史；从西方“历史”的标准看，中国的历史就像宇宙规律一样严谨，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至臻至善。

西方伪史基本成型于1951年碳14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以碳14测年来编排年代，而是以所谓“破解死文字的记载”来断代。这是极不靠谱的，乃至荒诞不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编年是西方伪史参照的唯一标准。1600年前后，被称为科学的西方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的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跑到荷兰（莱顿当时为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的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详见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日常同类词词库》（1606年，又名《年代学宝典》）。

西方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都是大量个人历史写作（没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齐、菁芜难辨，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说法、学说、假说、理论、模型都有，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信口雌黄”之中，最终由时代思潮从“茫茫说法”中选择某一些说法成为西方主流历史。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以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主流的思潮。可想而知，以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厘定的西方当前“历史”中会选择哪些个人说法成为主流历史，而真知灼见必被束之高阁而珠玉蒙尘。

同时，西方运用近代对于人类起源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认识，建构出所谓科学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帝国历史。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出版，但是，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西方早已酝酿中，摩尔根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共和国就开始类似的实践，但此时的认识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直到17世纪下半叶对强大土耳其的恐惧消失、对专制土耳其腐败衰弱的深刻认识、对清朝专制体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建构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伪托于古典希腊罗马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所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其实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全球视野的产物并伪托于其“古人”而已。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性、哲学等，莫不如是。比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

当古典希腊历史建构基本完成之后，让-皮埃尔·德·布干维尔在其首版于1764年的《远古时代希腊遗迹以及希腊民族远古史总览》中写道：

“希腊是世界的缩影，而希腊史是世界史的缩影。”

一座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诞生了——古典希腊“历史”，取代了宗教版的“上帝之城”——基督教圣经历史。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伪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编年，个人写作，时代选择，科学建构，伪托古人。

最后，说个题外话。西方以中国历史编年建构其古代伪史体系，却反过来以其伪史逻辑来质疑中国古史：古史是伪造的、文献是伪托的、夏朝是周人建构的等等（倒打一耙）。可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所有学者（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也不懂），不了解西方伪史，不明就里，也不质问西方人何来此说，导致反驳没有任何针对性而显得苍白无力。呜呼悲哉！必须明确，中西方历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历史是实录史，西方古代“历史”是建构史。不揭露西方古代伪史，就难以彻底终结疑古。